伏羲城魏雅斐

刘玉璞

【资料图】

伏羲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文明开创者，因其创造的伟大功绩，奠定了“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历史地位，被后世尊称为“人文始祖”。史书记载中有关伏羲氏的历史功绩多达14项，正是这些具有文明源起贡献的文化创制，构成了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

早在春秋时期，史籍中就有关于伏羲的记载，并在后世典籍中地位不断上升。伏羲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断积累和发展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自先秦以来，由于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明初创的贡献，伏羲、女娲等成为中华民族口耳相传又见诸典籍的创世神，并且在后世不断地增益扩展下，再加上民间信仰崇拜与风俗习尚的浸润习染，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伏羲文化。

先秦典籍如《周易》《左传》《战国策》《国语》《楚辞》《世本》等里面都有关于伏羲的零散记载。秦汉魏晋时期，文献中关于伏羲的文化贡献又有增加，除了有记载的始画八卦、发明网罟、设官立部、制琴作乐之外，又有对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等内容的扩充。唐宋以来，在大量史书和类书等文献中都有伏羲事迹的记载，对伏羲的文化创造活动等内容也在前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如“伏羲化蚕”“伏羲推策作甲子”“古者庖羲立周天历度”“冶金成器，教民炮食”等。司马贞作《史记·三皇本纪》，其中说伏羲“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庖厨”。在前代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基础上补充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在现当代，关于伏羲及伏羲文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其中以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伏羲考》最为有名，其对典籍中有关伏羲的资料勘误校正，并结合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理论，讨论了伏羲与女娲的关系、伏羲形象、龙图腾、战争与洪水、伏羲与葫芦等诸多学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伏羲及伏羲文化的研究又掀起热潮，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伏羲的传说、伏羲的形象、伏羲信仰及民俗、伏羲与上古史等问题展开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完成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开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伏羲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在传统史学理论系统中，中华文明起源于三皇，形成于五帝，延续到夏商周，有清楚的发展和延续脉络。

天水伏羲庙先天殿内西墙壁画《伏羲画卦图》(局部）闫鹏飞摄影调制

目前，伏羲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研究以历史学视角的成果比较多，且注重历史考据与史实的梳理。有关伏羲时代虽然还有许多未解决的疑问，但总体而言，种种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文明演进的过程，而伏羲时代确实已在各方面显示出人类文明起源的种种迹象，应该是代表了文明初兴过程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应该得到肯定。结合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因素，伏羲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创画八卦，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伏羲还创立占筮之法，后经周文王、孔子的发展，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文化。对立统一的阴阳八卦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独特模式，为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蕴含的和谐大同的辩证思维，更是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易·系辞下传》云：“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东晋《抱朴子·对俗篇》云：“太昊师蜘蛛而结网。”网罟的发明，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据史书记载，伏羲氏是渔猎工具的发明者。网罟的发明，使撒网捕鱼成为可能，极大地改善了人们靠采集自然果实和集体围猎而不敷食用的状况。从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骨针，陶、石纺轮，石网坠，陶网坠，骨鱼钩，鱼叉等捕鱼工具看，当时已用网捕鱼，兼用传统的垂钓、投掷、捉捞等方式。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鹿、羚羊等食草动物和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及河蚌等软体动物，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

战国《世本》云：“伏羲臣芒氏作罗，芒作网。”宋《路史后记》又云：伏羲氏“豢养牺牲，伏牛乘马”。随着网捕的推广，伏羲教人们豢养家畜，改善了先民们的饮食结构，这是原始畜牧业的一大革命，也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大贡献。从仰韶文化遗址中看，这一时期原始畜牧业确实已成雏形，经鉴定，家畜主要是猪、狗、牛、羊、鸡。仅大地湾遗址中仰韶文化晚期一灰坑中出土猪骨达10头之多，骨器中也多以猪骨做原料，同时也有少量的羊骨和马骨的发现。原始畜牧业的兴起，不仅使先民的生活有了一些保障，而且也为我国原始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随着原始锄耕农业的形成，人们开始趋于定居生活。史载，伏羲氏“命大庭氏主屋庐为民居住”。随着原始农业的形成，人们开始趋于半定居或定居生活，在聚落址内大量营建房舍或“因丘陵掘穴而处”。屋舍建造的大发展与先民生活居室质量的逐步提高，使原始先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地湾遗址发现的F901房址被认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宫殿，F405房址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雏形，对研究我国阶级社会的形成及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起源有着重大意义。

《春秋内事》云：伏羲氏“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制吉凶。”伏羲根据气候、温度变化发展的规律，逐步掌握了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规律，发明了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这对农牧业生产有着重要影响、对农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农业文明。伏羲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代表，其农业文明的形象起着跨越时代的特殊功能，并且延绵至今，生生不息。大地湾作为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大地湾一期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粮食作物种子粟黍，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看法。

《左传·昭公十七年》言：“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竹书纪年·太昊庖牺氏》说伏羲“以龙纪官，立九相六佐治九州”。说明伏羲时代，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并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有了最初的制度文化，为后世治理社会提供了借鉴。此外，闻一多先生认为，伏羲氏族在崛起、强大的进程中，兼并融合了其他部族形形色色的图腾形象，形成了现实中不复存在的龙，成为后来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形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已开始出现原始的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早期龙形文化遗存的产生，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说：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伏羲发明的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雏形。以书契取代了原始的结绳记事方式，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不是某一代或某一个人所能成就的，它们是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文字的形成即是人类踏入文明时代的开始。”据考古发现证实，在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诸遗址仰韶文化陶器上均发现有彩绘符号和刻划符号，类似这种陶器符号在陕西、青海等地相关遗址中也有发现，并已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功能，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种原始形态。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婚姻制度的变革对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结合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可以认识到当时正是远古时代由族内婚向族外对偶婚过渡的时代。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伏羲画卦……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伏羲氏尝百草，开中国医学之先河是中华传统医药学的开创者，这也是后世将伏羲纳入医家祭祀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史籍中，伏羲还有制琴作乐、制陶器、定姓氏、造干戈、养蚕化布等功绩。总之，在古史传说系统，伏羲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对于中华文明具有多项开创性贡献，可以说，伏羲传说的传承及其文化创造活动，对于我们重建古史和探究中华文明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研究伏羲时期的物质文化，从中抽绎精神要素，就是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进一步说，讨论伏羲时代的文明成就和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就是探讨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

卦台山春色魏小军

伏羲时代正处于中华先民告别洪荒，走向文明的分界点。历代典籍的记载，伏羲传说的演变，以及伏羲诸多发明创造，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伏羲氏族的文化创造囊括人类劳动生产、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学者雍际春概括为中华本源文化、民族文化、哲学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四个方面。因此说伏羲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又是中华哲学体系、神秘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之宝库。

关于伏羲文化的内涵，可以说见仁见智，当代研究学者总结了很多，笔者认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始画八卦，探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社会开启的本源；二是发明网罟，维持了生命的基本需求，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根本；三是始制嫁娶，匡正了人伦，是人类延续后代长期存在的根本。因此，伏羲文化具有永恒价值，在当代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史籍中记载的多项由伏羲氏初创的功绩具有文明源起性质。伏羲是中华民族历代口耳相传并见诸典籍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开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史籍记载他确立天文历法；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养六畜以充庖厨；造琴瑟，作音乐等，文明功绩多达14项。这些均反映了伏羲在中华文明和文化初创时的贡献，其文化创造的内容几乎包括了远古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综合开展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伏羲时代是中国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迈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伏羲事迹与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传说，曲折而隐约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华先民进化发展和开创文明的种种信息，是我们据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素材和基本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伏羲文化所体现出的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开放的实践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伏羲创世传说的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往往折射出这个民族古史的影子。在我国多个地方广泛流传着伏羲、女娲创世的传说，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中华始祖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源所在。各民族神话中出现的伏羲、女娲，有的说二者是夫妻，有的说是兄妹，有的说是姐弟，有的说是母子或父女，在现当代民间采集的神话中还有“伏依”“伏戏”“牛羲”“伏羲兄妹”“伏义兄妹”“伏哥羲妹”“羲哥和羲妹”等各种变体，反映出其流传的广阔时空。南方少数民族多有关于伏羲、女娲大洪水之后结为夫妻，绵延人类的神话。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传说，尽管在情节上各有特点，但基本结构大同小异。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源头的远古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相互融合、多源并起的。伏羲传说和信仰在汉族、苗族、彝族、白族等多个民族中流传，伏羲文化对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我们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伏羲时代的起源与史前遗址在文化层面上存在必然联系。天水史前遗址众多，天水秦安大地湾、张家川圪垯川等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渭河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复杂化进程，当地丰富的始祖文化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早期人类的发展。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天水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共有500余处。据研究推测，伏羲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亦即相当于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阶段。其中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有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遗址，出土了曾居住的房址、储藏物品的窖穴、烧制陶器的窑址以及墓葬等，还有石、骨、陶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这些发掘的实物资料在考古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作用。天水境内多处还保留有显亲峡、龙马洞、风姓石等独具特色的伏羲文化遗存，以及葫芦娃与大洪水，伏羲、女娲结亲繁衍人类，伏羲画卦创立文明等民间原生传说。这些发现都说明其与伏羲时代是有必然关系的，至于伏羲时代可能更加早于大地湾时代而出现，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古证实的。此外，谢端琚先生指出：“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遗址中，均发现画有彩绘符号和刻划符号的陶器，这些符号皆刻在钵口沿外侧黑宽带纹上，都是用最简单的横道、竖道或斜线等组成，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种原始形态。如果要追溯文字源头的话，陶器符号或就是它的源头，换句话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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